——《新编中学历史知识结构与检测》及“南聂北陈”之说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袁兆桐

庆军同学是我国民办教育的先行者、高考研究的知名专家、教育改革的推动者，在教育领域和高考评价等领域贡献卓著。此外，在教辅编写方面也是贡献多多，是教辅编写方面领航人物之一。

《新编中学历史知识结构与检测》是在临沂对高考多年探讨的基础上编写的。该书的初版是由庆军与时任临沂教研室主任的姚昌起老师主编，天津《历史教学》社的冯士钵参与策划、临沂的骨干教师和部分外地市老师参编的，我与两位淄博的老师也参加了编写。该书出版后连续再版，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后来庆军主编，齐健、张传若任副主编的那本。

该书初版于1989年，其在教辅编写史上是有标志性意义的。在此之前的教辅书多是以题集或纲要形式呈现的。本书是在认真研究教学大纲和教材基础上，按照教材的内在规律和重点，联系考生应达到知识水平和能力层次，对教材内容进行系统的梳理，同时对知识进行专题归纳，从而使整个中学教材的知识形成了一棵立体的知识之树。通过这本书的学习，可使考生系统掌握教材，做到“古今中外，发展变化，一目了然”，同时适应高考逐渐加强能力考查的实际。

该书对命题者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。来自高校的命题者是学科专家，其专业知识丰厚，但对中学教材却相对陌生，正如祝明教授所说，命题者“通过该书可较快地掌握现行教材结构和特点”，该书“甚至把全部知识点——题眼都罗列出来了”，使他们省却了很多功夫。此外，精心编选的各类检测试题，对高考命题改革和题库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助益。

该书搭起了命题者、中学教师、考生相互沟通的桥梁。在此之前，正如祝明教授描述的，三者关系是京剧“三岔口”状态的，在互不搭界的情况下，“三者相互揣测、相互躲避”，拼命地揣度对方的心理和动向，以至于忽略了高考的根本——教材。本书有助于三者掌握学科本身的内在规律，“就像一盏明灯，照亮了各方”，对高考复习和高考命题起了推动作用。该书一经问世，立即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，全国各地纷纷引进此书，一时成了高考复习的抢手货。庆军在中学历史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，曾多次受邀参加高考评价会，并多次参与高考评价报告的撰写，临沂的复习资料和模拟试题一度成为高考复习的风向标。正是基于对本书和庆军中学历史研究的高度认可，祝明教授才提出了“南聂北陈”之说。

1994年10月下旬，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第三届第三次年会在临沂召开，参加会议的有全国中学历史研究会的理事长、人教社副总编辑王宏志，国家考试中心的刘芃及来自全国26个省、市的代表，他们中有一线教师、各级教研员、高校及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、出版部门的编辑，还有一位来自日本高校的日本学者。在这次大会上，应邀作报告的高考历史命题组长、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祝明，在谈到我国历史高考研究时，借鉴了学术界有关陈独秀、李大钊对新文化运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贡献的“南陈北李”之说，提出了有关历史高考研究的“南聂北陈”之说，肯定了聂幼犁和陈庆军对我国历史高考研究的贡献，受到了与会者的充分认可。

 “南聂”是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聂幼犁。聂幼犁1982年华师大毕业后留校任教，从事中学历史教学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。在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，他热心于高考命题研究，在《历史教学》《历史学习》连续发表有关高考命题的研究文章，受到中学历史界的普遍关注。其在中学历史教学和教学评方面成果卓著，是全国中学历史教学研究会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，还兼任上海教育考试院咨询专家、历史科目组长，是华东师大教育科学院历史课程论专业博士生导师，是我国高考历史命题和教学评价的权威。作为地方从事高考命题的研究者，庆军能与高校知名学者齐名，足以显示庆军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。

 教辅书的编写是庆军一直关注的，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其与北京名师张道林主编了《北京名师教与学——高考历史复习指导》，在全国引起了一定反响。进入新世纪后，高考命题加大了对能力和素养的考查，庆军与时俱进，将研究成果转化到教辅书的编写中，在2012年主编了《高效创新学习》丛书，我主编了历史分册。近几年又主编了《精准备考》《高考内参》等一列丛书。诚然，由于市场竞争环境的恶化，这些教辅书未产生《新编中学历史结构与检测》那样的影响，但同样引领了教辅书编写的方向，在教辅界产生了一定影响。